增长乏力、地缘政治、气候变化、不平等加剧、阶层族群冲突……全球发展处在关键路口炒股开户，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变，人类社会面临未知的领域。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言简意赅地指出，世界似乎陷入了长期危机。
他指出，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管理手段与全球合作秩序越来越无法适应快速技术革新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趋势，导致了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直至当前糟糕的局面。但这并不是注定的结局。在他看来，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现实的选择，长期危机可以有长期对策，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斯宾塞同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知名投资人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跨界联手，共同撰写了《长期危机》，为修复世界经济提供指南。
在大变局之下，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斯宾塞在采访中指出，在全球经济中很多部分的增长已从需求侧约束转向供给侧约束的时候，中国在目前以及不久的将来仍属例外。当前，由于房地产行业等问题，中国的增长主要受总需求不足的制约。但是，经过几年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的增长可以充分恢复潜力。
从全球秩序的角度看，他指出，二战以后建立的原有世界秩序正在瓦解，不再适应新形势。完全基于效率最大化和比较优势构建的全球经济如今无法继续运转。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需要认真看待这些变化，并合作建设一套更为成熟的新版全球相互依存体系，尽可能保持开放和包容，并考虑技术服务于不同用途及国家安全的现实情况。
中国经济处于“需求约束型增长”状态
《21世纪》：《长期危机》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世界正在面临一场长期危机，一个新的全球格局已经形成。请概述一下我们当前面临的新现实？
斯宾塞：我们看到的是三组力量的碰撞。第一组是日益频繁的经济冲击，如流行病、战争、极端天气，以及偶尔的金融紊乱，它们让经济系统长期处于稍微失衡的状态下。也就是说，虽然全球经济还没有发生戏剧性的崩溃，但它在不断地针对冲击做出调整。我们预计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第二组是长期趋势，是我们之前可能忽视的一些因素，比如，西方经济体生产力下降、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北美、中国等）的显著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变化、主权债务水平上升等。第三组是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科技突破和可供人们使用的工具，其中一些集中在数字领域，人工智能的大爆发使得生命科学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另外，这些新突破还出现在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议程领域，中国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问题是，我们能否理解这些事情在全球经济中何时会相互影响以及随之产生的结果，以及我们终将走向何方？我的简短回答是，在短期到中期内，我们将经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各种干扰频发等，在那之后，至少有可能看到积极的变化，取得重大的进步。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有可能产生包容性增长模式，并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这将极大地帮助解决老龄化等问题。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下的是，随着大国之间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民粹主义正在不断抬头，这导致对国家安全的考量在政策制定中的分量不断上升，因此，各国政府对技术交流设置的限制也可能越来越多。因此，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以务实的方式解决问题，尽量减轻可能造成的损伤。
《21世纪》：书中说，我们当前似乎陷入了低增长、低生产率和低投资的状态，而不是高投资、高生产率和高增长，需要广泛利用创新来改进所有人福利的状态。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斯宾塞：这背后有很多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某种不平衡。首先，以美西方为例，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寻常的时期，生产率急剧下降，通胀率显著低于目标，实际利率基本为零甚至为负。零利率、零通胀，信贷的成本几乎没有，没有多少人能够预计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怎么发生的？部分原因是，至少在美国，次贷市场的崩溃导致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很多人不得不花近十年重建资产负债表，很多“婴儿潮”一代甚至不敢退休，这导致需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我称之为“需求约束型增长”。
我们之所以走出了新冠疫情的困境——以供应约束型增长的出现为标志——是因为需求保持健康，部分原因是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国家的救助计划下得以重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推高了主权债务水平，但有力地刺激了需求，让供应难以跟上。
这让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首次突然面临通胀上行压力，也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见过的加息幅度。因此，我们突然间似乎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过去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都处在相对通缩的环境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兴经济体在可贸易部门的产能大幅增长。中国一直处于惊人的高增长时期，而且潜在增长率仍然很高。但现在中国经济处于“需求约束型增长”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从过去的供给侧转向了需求侧，这反映了多方面原因，比如，房地产疲软导致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受损，民营部门的投资也有些低迷等。政策制定者正在解决这些不平衡问题。在我看来，这种需求受到限制的情况在中国不是一种永久状态，未来中国可以摆脱这种困境，回到以前的模式，即增长取决于结构转型的速度和供应侧的生产力增速。
美国经济将“软着陆”
《21世纪》：近期，对美国经济走向衰退的担忧引发全球市场恐慌。美国就业数据为何出现大幅调整？怎么看当前美国的通胀和整体经济形势？如何预测美国降息的时点和幅度？
斯宾塞：首先，我认为金融市场有些搞错了，它们不是美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可靠信号。美国经济有优势也有脆弱性，但从根本上看仍相当有韧性。美国仍然有相当大的机会实现“软着陆”。即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这是可能的，我认为它也将是温和的。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抉择。在脆弱性方面，政府债务水平的迅速上升非常让人担心。最终，这将变得不可持续，截至目前，美国还没有真正推动更可持续的公共财政模式转型。不仅如此，美联储在控制通胀和避免经济增长熄火之间走钢丝。我们仍然需要记住，美国仍然有需求超过供给的潜力。因此，如果美联储过快降息，我们将在供应扩大之前先看到信贷激增，这将让美国再次面临通胀飙升。他们显然不想这样做，这会损害他们的信誉。对央行来说，它们无法套用任何现成的公式，只能小心翼翼地自己握好方向盘。但总的来说，市场波动主要反映了人们对利率政策的押注，与美国经济状况的任何根本性变化没有太大关系。
至于美联储的下一步动向，普遍的看法是——我对此没有异议——从秋季开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试探性地降低名义利率。虽然通胀目前还无法达到2%的目标，但通胀已经大幅下降，而且存在滞后效应，因此，美联储不想太晚才行动。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当通胀率达到目标水平时，实际利率将保持在多少？显然，它不会像金融危机后那样为零或为负，因为考虑到我刚才描述的结构性条件，这没有任何意义。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实际利率是决定资本和市场的成本估值等的根本因素。我们可能在明年会对此有答案，我的猜测是，它将比以前更高。如果我们最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实际利率稳定在2%左右，我不会感到惊讶，这将与我们过去15年所经历的完全不同。
西方的产业链回流政策将增加通胀上行压力
《21世纪》：根据IMF的预测，全球经济在未来五年将以大约3%的速度增长，这是自1990年以来最慢的速度。在您看来，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哪些长期冲击？
斯宾塞：疫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对全球供应链和港口的运行造成严重影响，导致大量企业陷入困境，降低库存，缩减业务。在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因半导体短缺而受到严重冲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政策割裂的影响，由于很多行业都高度依赖半导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来看，疫情造成的大部分影响都在消失。
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经济冲击、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与之相关的潜在破坏。这些因素与疫情其实没有太大关系。这背后的问题是，人们彼此不信任，甚至有人想切断彼此的联系。在俄乌冲突之后，乌克兰和欧洲大幅加快多元化步伐，想要摆脱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这只是出于经济和安全原因。但这种模式在全球经济中随处可见，这些破坏正在导致私人部门越来越重视供应链安全，因为单一的采购来源可能会被突然关闭，也许是因为气候或者天气原因，也许是受到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
很多国家正在大力推动供应链回流，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话题。比如，在很多发达国家的政策激励下，半导体产业链正在从韩国转移到美国和欧洲，以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这种供应链的回流和调整将带来深刻影响。过去，世界经济是建立在效率和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但现在，随着对供应链韧性关注的提高，经济运行的成本也将更高，这就是造成通胀压力上升的原因之一。
《21世纪》：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回到原来货币宽松的低通胀世界了。企业融资成本的提高，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斯宾塞：这很可能意味着更低的增长，较低水平的投资等。但同时，我们也可能看到用技术创新克服这些挑战的动力。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领域投资的大爆发，即使在一个实际利率很高的世界，这个趋势也有望延续下去。
我最大的担忧有两个：第一，我们需要通过大量投资推动能源转型，让经济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所需的投资规模大概是每年4万亿~5万亿美元，大概相当于全球GDP的4%~5%。但由于利率水平上行、主权债务水平攀升，政府的财政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如何能够实现这些投资存在挑战。第二，我非常担心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如果（美国）利率上升，这些国家可能会经历资本流出。如果全球经济更加割裂，这些国家对外合作也可能受到干扰。此外，它们还需要担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现在看来，要以增长为导向对它们来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国家人口众多，而且年轻人占比高，生育率也高，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机会，将很容易陷入绝望。因此，这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挑战炒股开户，要确保为低收入国家创造机会。在这两个领域，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欧洲、中国、美国，以及日益增长的印度，可以走到一起，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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